权当是讲故事。JUST FOR FUN.
想当初哈佛的地理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地理系，师资力量也最强，哈佛的倒下可说是充分反映了地理学界长期以来的固疾：首先地理科学本质上认识论方法论模糊，天生营养不良，缺乏极具号召力的主题，从而使地理学日益被排挤出科学的圈子；其次学科内部诸侯林立，又主要分为人文，自然二帮，且均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内部斗争不断，结果在内外交困之下，被视为地理界龙头老大的哈佛地理系终于在1948年倒下了。
哈佛地理系灭亡于地理学界特例主义（Exceptionalism,whatever it is called in Chinese:-)盛行之时。哈特向1939年的“地理学的 性质”一书可说是特例主义的经典，他在回顾了地理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大量引用赫特纳的观点，并认为地理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区域差异，区域的独特性是地理研究的核心。（这本书商务印书馆有中译本）当时哈佛大学地理系主任Whittlesey时任美国地理界权威学报"Annals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主编，是他鼓励哈特向完成了这部著作，并提供了学报的整整两期来连载哈特向的文章（极长，大家看看中译本的厚度就知道了）。哈特向的文章立即被奉为经典，地理界的权威们纷纷表态支持，包括哈佛Whittlesey,Berkeley的Sauer等。认为它彻底的宣告了臭名昭著的“环境决定论”的终结，标志这地理学走向新的时期。
然而这个新时期却是地理学面临死亡的时期。哈佛地理系在Whittlesey时期之初还是经历了一段辉煌，学科有所扩张，并且把持着许多领域的领先地位。著名人物包括城市地理学家Edward Ullman,地貌学家Bowman等。但在这种区域主义的环境下，地理学在以严谨闻名的哈佛遭到了怀疑。越来越多的人攻击以这种逻辑为基础的地理学流于表面化和描述化。四十年代哈佛的校长James Conant更是在多种场合下表示地理学不是一门大学学科(geography is not a university subject)地理学面临一次“学术战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地理学确实有着先天的不足，在与其他学科的较量中处于不利地位。如Ullman在60年代回忆：“我当时感到非常孤独，因为我们实在拿不出好的成绩来支持自身。。。没有作出什么，却要为它而战，实在太难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系内以Bowman为首的自然，和以Whittlesey为首的人文派的不合。Whittlesey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尤其对法国史颇有造诣，他一直企图让地理系逐渐走上以人文为主的路子，因此引起了地貌学出身的Bowman的反感。Bowman认为Whittlesey的人文地理是非科学的，纯描述性的，Whittlesey的政策只会把地理学“推向二级学科”。（和我们系何其相象！想想人文地理和海洋室的关系）结果在与外部的斗争中Bowman很少给予Whittlesey多少支持。四十年代的哈佛地理可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Whittlesey是个同性恋，而他利用自己的权势将与其关系暧昧的人调至哈佛，此举遭到了同行的反感，也成为许多反地理学人士的借口，直接导致了Whittlesey声望的下降。此时地理系唯一有威慑力的权威就是时任美国科学院院士的Bowman，但是由于对whittlesey的厌恶，他一直没有站出来为自己的系说话。于是在悲剧的1948年，哈佛地理系的敌人以各种借口终于取的了胜利，校董会上宣布了地理系的解散。
哈佛地理的倒下立即在地理界引起了震动。要知道即使是在它最后的几年，哈佛地理系仍然是领域内的权威，从地理界的眼光来看，绝对是一流的强系。它的衰亡，说明了地理学面临着被科学界清扫出门的危机。正如简。戈特曼所说，“简直是一场可怕的冲击，美国地理学界永远也不可能完全从中恢复过来”。
这场危机至少反映了两点：一是哈特向派的先天不足，二是地理学内部的不和。但哈特向派此时仍然把持着领域内的要职，权威们顽固的坚持既有观点，新生的一代则陷如了悲观失望与迷惑之中。与此同时地理系在各大学的地位不断下降，本来就有很多人对地理学看不顺眼，许多学校大有效法哈佛之意，不少地理学者纷纷另谋出路。
第一个站出来攻击一手遮天的哈特向的是U.of Iowa的Schaefer教授。据说1953年哈特向曾到U.of Iowa讲授地理学思想，期间还和Schaefer友好的讨论过关于方法论的一些问题，但没想到几个月后Schaefer就在地理界的最高刊物Annals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上发表了著名的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一文，揭开了计量革命的帷幕。文中Schaefer尖锐的批判了哈特向
”地理学的性质“一书，指出哈特向不加批判的继承了康德，赫特纳的描述传统，错误的认为地理学和历史一样，是一门与其他所有学科都有所不同的特殊科学，而特殊性就体现在描述不同区域的独特性。
Schaefer称这种论调为地理学中的”特例主义“（Exceptionalism）， 它最终将导致地理学的非科学化。同时chaefer将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方法论的概念引入了地理，认为地理学的本质和所有科学一样，在于寻找客观规律，而知识的建立必须从经验中来，在实践中验证。他提到了Christaller等的工作，认为意义非凡，将许多当时的权威如哈特向，Sauer等都批判了一翻，并影射他们的思想是地理学走向没落的罪魁祸首。戏剧性的是，Schaefer在他的文章发表前突然去世，文章的最后修改是其好友，U.of Iowa哲学系的实证主义哲学家Bergman带为完成的。
Schaefer的文章立即引起悍然大波。估计哈特向感到被人背后捅了一刀，所以特别气忿，立即致函包括Annals主编，编委的各大权威，认为Schaefer的文章是“对学科的犯罪”，必须“struggle against"。凭借他如日中天的声望，学术界立马一片打杀之声。据说Schaefer死后地理界的许多同僚都拒绝为之作悼词。
但地理在各大学面临灭亡的现实使得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从Schaefer偏激的文章中找到了希望，从而开始了哈特向阵营和以年轻一代地理学家为主的Schaefer阵营的大辨论。1953－1960期间哈特向发表了许多为他的The nature of geography辩论的文章，但最终计量派取得了胜利。原因很简单，计量化使的地理系在许多领域获得了新生，就好象地海系要改名为城资系一样。不可否认它让许多学校的地理系摆脱了如哈佛地理一般灭亡的命运，如Berkeley,Wisconsin,Washington等的地理系都得到了保留，而且一些新生的力量迅速壮大，如Ohio State，Penn State都是在此时崛起的。（PSU,OSU是计量革
命的两个基地，David Harvey在写成“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前曾有五年时间在PSU讲授计量方法，而OSU更是出版了Theoretical geography的journal专门宣传计量地理。现在叫Geographical Analysis,资料室有）。前权威们许多都在郁郁寡欢之中度过晚年。如Sauer（main figure of Berkeley School of cultural geography）最后承认他"in the wrong direction"。哈特向则比较顽固，但他利用权威对死后的Schaefer采取的不公正诋毁让人反感，最后遭到了新生派们无情的冷落。从后来计量学派的权威如邦奇（著有'理论地理学'一书，图书馆有中译本）与之的通信来看，信中充满了不屑与嘲讽。简直是悲剧。Schaefer最终被奉为计量革命的英雄。
甭管后来如何，从个人的观点来说，计量革命至少救了地理学一命。尽管当时在科学哲学中实证主义已经逐渐过时，但地理界的迫切需要仍使它宣起了一次革命，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虽然早已有人提出相关理论，但计量革命却没有发生在更早的时期。而且从地理学的现实状况来看，人文地理比自然地理更加迫切需要学科的承认与尊重。自然地理学者一般都可以在其他领域找到落脚点，而且同样出色，而对于人文地理学者来说，不退化为一个二流学者的唯一方法便是守卫住一个强大的地理学科。这也是为什么地理史上所有的学科保卫战，人文地理学都不遗余力，而自然地理学者者反应相对冷淡：换个窝就是了。Schaefer认为地理学的精华在于系统化的人文地理，虽有失偏激，仍有些道理。否则地理学的确没有作为一个学科存在下去的价值。
计量革命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尽管后来有这样那样的批评，尽管Harvey在其后的研究中推翻了自几“Explanation in geography"中的论点，但这本书至今仍然是美国地理系的必读教材，人们仍然称之为
“革命”或“进化”（evolution),其后的批评只是人本主义的“反思”。因为关键时候是它拯救了地理。尽管只是暂时的。
地理学一直都需要为自己的正名而斗争。80年代类似的危机再次出现，经济不景气导致各大学研究经费紧缩，地理系再次成为冲击对象。地理学迫切需要某些新的改变。而与上一次危机相反，这一次的改变是以一个崭新的地理系的崛起为标志，即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故事先到此为止，欢迎大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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