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5日 杨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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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民奋斗百年终于打倒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
腐朽的满清王朝被推翻后，由于民国时期腐败依旧，买办化的发展道路仍在继续，民族危机依然日渐深重。尤其1931年9.18后，中国面临前所未有之亡国灭种惨祸。然而，正如本文上篇所说：像中国这样具有强烈爱国主义传统的民族决不会容忍任何列强及其买办走狗势力长期骑在自己头上。英勇的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终于在1945年打败了日本，赢得了民族解放。接着又经过3年内战，于1949年彻底打倒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官僚买办势力，从而完全摆脱了长达百年的买办化道路。这是我们的人民以其千千万万优秀儿女流血牺牲的巨大代价才换来的伟大胜利。
二.彻底清除了买办势力的新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
从帝国主义及其买办走狗压迫统治下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立即焕发出移山倒海的伟大力量。人民的领袖、人民的军队和爱国的人民前所未有的紧密结合，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新中国刚刚成立，就一改旧中国软弱无能的国际形象，为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主动出国攻击并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以后又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和民用工业技术体系。并很快掌握了核武器、导弹、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技术。在国际政治方面，中国敢于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仅毫不吃亏，而且能利用矛盾，纵横捭阖，取得自己的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毛泽东曾经这样形容那个生机勃勃的峥嵘岁月：“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尽管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走过许多弯路，遭受许多重大挫折，其中包括大跃进的失误和文革的停滞；尤其计划经济窒息了市场价格机制自动调节的效率，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浪费和损失。但由于没有了旧中国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的残酷剥削压榨，没有腐败，没有财富外流，经济发展速度依然能长期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并用20多年的时间自力更生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技术工业体系。
新中国之所以近30年未对外开放，不是我们不愿开放，而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而以后之所以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主导对外开放，恰恰是长期坚持独立自主政策维护民族利益，从而大大提高了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的结果。我们平等地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机会和地位正是我们自己长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对外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红利。
三.我们的改革开放未能吸取晚清腐败导致买办化的历史教训
我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都没有错，错就错在以必然产生腐败的方式对外开放。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所有监督机构都因隶属于同级党委而形同虚设，这些监督机构与其说是在“反腐”“监督”，其实更多的是在帮顶头上司遮丑抹白。甚至在89年因腐败引起大规模政治动荡后仍未能重视建立有效的反腐监督机制。
改革开放的设计者和领路人毫无“腐败必亡国”的危机意识，依旧如晚清沉醉于大国梦幻中，认定大国有承受“些许”腐败的本钱，只要对外开放，搞些现代化的武器和工业装备，中国就是现代强国。因此，我们的改革开放几乎没有认真考虑建立商品经济所必不可少的监督机制和法制基础。
而缺乏法纪和有效监督的对外开放不仅必然产生腐败，而且必然产生内外勾结的腐败，即必然会产生靠出卖国家利益而谋利的买办集团。并且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和深入，买办集团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从而逐渐使改革开放由中国国家意志为自己的利益所主导的进程演变为外国势力（通过操控买办）所主导的进程。
正如美前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所说：“美国有力量与时间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参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又如何“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呢？显然，惟我内部买办势力相助才有此可能。
而在早已彻底打倒了买办势力的新中国再培植起新的买办势力，则必然要进行长期持之以恒无孔不入的渗透。而我们的腐败则为这些渗透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和机会。
四.美、日等国对我成功的渗透----以其所长击我之短
美、日等国对我进行渗透的优势：
1．强大的经济实力，有足够的金钱收买我大批官员、学者。（此最简单常见之渗透瓦解手段古来便有，也是日本及西方列强近代之所以能长期欺辱侵略中国之看家本领。）
2．先进、富裕的资本主义强国，足以使贫穷、落后的中国人对其羡慕而产生盲目崇拜。因此，其思想、文化、学术（包括经济学及其它社会学）足以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发展方向。
3．较完善的法制基础和监督机制。彼之优点也正是我之弱点，因此其对我渗透易而被我渗透难。我与之开放程度越高，人员交流越广泛越频繁，其对我渗透就越深越广，而我则很难利用此开放时机向对方渗透。
我易被渗透之弱点：
1．腐败。此最大弱点因我长期未予足够重视而愈加致命。
2．缺乏有效监督的集权体制。一旦境外敌对势力渗透进我高层，掌控部分权力，就可利用我无监督集权制的特点，在我内部顺利滋生繁衍，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向高层和要害部门渗透，从内部利用我之行政资源对我反控制。而我内部即使有人察觉其阴谋，只要没有更强大得多的政治力量支持也对其无可奈何。
3．我社会科学理论领域长期为政治宣传工作服务，缺乏认真、独立的学术研究气氛和探索精神，直至现在也仍未能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史学、哲学等社会科学体系。尤其改革开放后为减少来自理论宣传界的阻力而简单采取避免争论的策略，旧的思想理论体系也因已过时而出现理论真空。结果改革开放完全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盲人瞎马，对发展方向、策略、步骤等重大问题既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极易被人以似是而非的理论引入陷阱和歧途。
4．我们的对外开放对来自外部必然的渗透一直缺乏防范，掉以轻心。原公安部门兼有对内维护治安和对外防范颠覆渗透的双重职能，而自对外开放后公安部门与安全部门分家，安全部门与社会基层的联系已基本让位于公安部门，但公安部门又只有社会内部治安的职责，因此，社会各个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成了基本无人过问的空白地带，国家的安全工作也就基本没有深入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单位而只浮在缺乏基层细胞的安全部门这个层面上。相反，对外开放后，不怀好意的潜在敌国（如日本、美国等）在“友好”交往掩饰下的全方位渗透却在我社会内部越来越深入。显然，我们关于国家安全机构的改变完全违背了对外开放对国家安全职能的客观要求，这中间有着巨大的漏洞，反映出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在对外开放之初就极为欠缺。
现在看来，境外对手已完全将其优势与我之弱点都予以了最充分的利用。我们的腐败及缺乏防人之心成就了美、日等国前所未有的渗透规模和程度。（据说美国对其在华渗透每每总是超额完成任务而感到非常满意。） 随着外部的渗透日趋向我要害部门和高层扩展，强大的外部势力就可根据我集权体制的特点在我内部繁衍并逐渐控制利用我部分行政资源和舆论阵地。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昔殷之兴也，伊挚（伊尹）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姜子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尽量向我高层渗透，收买上智者为间。其“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则“必成大功”而绝非空言。
五.1993年6月开始的宏观调控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
中国国家意志所主导的符合自己民族利益的改革开放，终于在1993年6月邓小平病重不能理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此之前，美国人、日本人等只能是在暗中悄悄进行渗透，收买官员、学者。而93年6月的宏观调控，则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美国人普理赫所说的“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的时期。买办及其身后强大的外国势力从此已能操控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何以见得呢？
93年6月以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尽管有许多错误，尤其教育科技投入严重不足，腐败也在不断发展；但由于买办势力尚未发展到能左右大局的程度，主导改革开放发展方向的是体现民族利益的国家意志。因此，人民（尤其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差别大大缩小，国企、民企及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效益普遍大幅提升，亏损企业不足10％。国家经济实力增长迅速，年均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银行等金融机构坏帐最多也就2％左右。农村的剩余劳力除被城市吸收一部分外，很大一部分被乡镇企业吸收。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政权和公用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大量回城知青也都基本安置就业，从未发生过大批工人下岗的事。教育和医疗也未成为群众承受不起的沉重负担。不合理的商品比价逐渐得以纠正，市场价格机制在93年已基本形成，其巨大的调节效率很快就要显现出来。
但是93年6月的宏观调控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自主方向，自那时起近十年紧缩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94－98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其后五年严重的通货紧缩。被刚形成的市场价格机制调节出来的大量生产力统统成了“过剩”的产品和生产力。一大半企业倒闭（国企、私企、集体企业都一样），经济损失超过四万亿元。银行坏帐高达30％。城市数千万人失业，数亿农民重陷贫困。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又有了新的扩大。
但令人奇怪的是，中、美、日三国的官方传媒和“权威机构”却异口同声地将此炒作为“中国的经济神话”。“软着陆”“高速度”“出色的宏观调控能力”等谥美之词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在美国甚至还有我宏观调控应得“诺贝尔奖”之说。此“中国经济神话”的另一版本就是被美、日进一步煞有介事炒作的“中国威胁论”。 而中国国内关于经济政策高度统一的舆论则完全是靠行政手段造成的，在邓小平时代一直被允许的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公开争论，在1993年年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就成了禁区，大权在握的最高经济权威要求宣传工作必须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严格的一致。实际发生的经济灾难和呈现在国内外传媒上的“巨大成就”强烈的反差，至少说明了两点：
1. 我们的经济政策被外部势力严重的有意误导，这只能是经济战。
2. 我们内部有人对敌人的经济战给以了有力的配合。这也是使我造成巨大损失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持续紧缩货币后经济极度萧条，失业和贫困最为严重，物价、工资最低的时候，美国人来了，沃尔玛等大量美国公司纷纷利用中国经济的低迷与许多中国企业签订了最为廉价的供货合同，仅仅使中国企业能以最低成本维持再生产，利润几乎没有。中国经济就这样由原依赖国内市场转变为依赖国际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的最廉价商品供应国。
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不顾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财产、生活的惨痛损失，蓄意坚持其受到美国鼓励的灾难性经济政策，据他自己解释：“我本想把泡沫彻底打下去，再通过出口把经济带动起来。谁知我这一脚刹车踩下去它（指经济）就起不来了。”他这番话本意是为其持续紧缩货币和高税率的错误政策辩解，但无意中却说出了其宏观调控的内在真实目地：将以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改变为依赖国际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是其借宏观调控有意为之。其实所谓“一脚刹车踩下去它就起不来了”完全是瞎掰，只要他踩刹车的脚稍微抬一抬（将货币政策或企业税率松一松），中国经济很快就会恢复增长。之所以长期实行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政策，甚至在长期严重的通货紧缩时期却悖理地仍将防止通货膨胀作为主要“调控”目标，其真实意图无非是为了将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尽可能保持在最低程度（也就是让外商实现最大的利润）。
不仅如此，出口商品换来的美元，其中绝大部分还要再拿回美国去买美政府国债，以支撑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这与美国利用一切手段贿赂威胁各国政要（甚至不惜策划暗杀和发动战争），将中东及全球众多初级产品出口国的美元再投入美国购买美国债的经济战计谋如出一辙[注1]。可见如此使用外汇完全反映了美国的利益和要求。而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敌意和分裂意图已经表面化，有人从国家安全角度对此外汇使用政策提出异议，但那位当时的最高经济权威却以美国债的高利率收益为由批驳这些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见。
中国经济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的由内需型向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这种转变，对中、美两国各自带来了什么呢？
美国人无疑赚得金玉满堂，处处皆获巨利而无一小失。不仅美国公司获前所未有之巨大利润，而且正如美国和西方舆论普遍指出的那样：大量极廉价的中国商品使美国政府过量发行美元毫无通货膨胀之忧，因此是中国人在对美国的全球扩张（包括对外战争）政策提供财政支持。更重要的是，美国为中国商品而支付的美元又回到了美国买美政府债券，不仅再次支持了美国财政，而且抵消了美元通过交换他国商品而掠取了世界财富后便具有的不可避免的贬值因素和趋势，支撑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
所以，总的说来，美国因购买大量中国商品而获得了四重巨大利益。1.公司利润。 2.对美国财政商品形式的支持。 3.中国美元对美财政货币形式的再次支持。 4.抵消了美元购买他国商品而产生的贬值因素，支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注2]。
而中国得到了什么呢？1. 超过四万亿元的巨大经济损失（真正银行坏帐的2倍）。2.大半国内企业破产倒闭。3.数千万城市工人下岗失业及数亿农民重陷贫困。4.银行金融系统风险空前严重，坏帐约3万亿元，坏帐率30％。三角债则不知高出银行坏帐多少倍。（以上四点前文已经指出，下面接着指出几点。）
5.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那位最高经济权威通过高增值税率将其错误的宏观政策造成的巨大损失转嫁给了地方，各地方则也通过加重税费负担层层下转，最后这些损失统统落到最无权势的农民身上，使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又迅速扩大。我国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因巨大的经济损失而空前紧张，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奴隶制剥削，教育和医疗成了赚钱牟利的“产业”，教育、医疗、住房成为民众难以负担的新“三座大山”。[注3]
另一方面，宏观政策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转嫁，大大加剧中央和各地方之间的矛盾和离心倾向。[注4]
6.中国企业因社会利润空间消失殆尽而只能拼命压低成本，为生存而挣扎，因此统统是短期行为，过一天算一天。不仅根本无力自主研发，技术上永远依赖外国；而且假冒伪劣，野蛮运输，环境污染却越演越烈，经济秩序空前溷乱。
显然，经过90年代中期中国宏观调控的中美商贸关系，美方尽占一切利益而无一小害；相反，中国得到的则是成本、代价、风险、失业、穷困、负担、屈辱、停滞落后、社会动荡、环境污染，离心离德，总之有百害而无一利。
当然，中国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无所得，除那位最高经济权威的儿子当上了美国最大金融财团的CEO外，中国各级政府还得到了GDP的统计数字，而2002年底以前的GDP数字经常还是编造出来的[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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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见美国前特工约翰.珀金斯(John Perkins)所着《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广东经济出版社）。
注2：由于美元在其他国家内部不能作为货币流通而只能用于国际贸易，因此在理论上，美国不断扩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总额，既是其无偿占有的世界各国商品和劳务总额，同时也是货币市场上美元供大于求不断增加的差额部分，因此也是美元必然贬值难以改变的长期趋势。
美元贬值不同于其它货币贬值，美元是世界货币，具有世界一般财富储藏手段的职能，因此其绝对不可以具有必然贬值的长期趋势而应是长期坚挺的货币，即不能因持有它而受贬值损失，否则必将从世界货币的宝座上被排挤出去。
如美元一旦丧失世界货币的地位，将因需求减少而导致其币值大幅跌落。美国将因此而发生重大的经济灾难。美国大量的土地、不动产、优秀企业及大学等学术机构都将被外国人以极低的价格买走，然后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倒闭风潮，接下去由全面的金融危机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类似俄罗斯和东南亚曾发生过的经济灾难）。
注3：有人认为，中国贫富差距的恶性发展是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结果，是不能兼顾公平和效率所致。此论谬矣！不错，经济发展是会产生两级分化。但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过分发展的贫富差距则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恰恰是经济发展出了问题，即买办内奸勾结不怀好意的外国势力等为剥夺社会公众形成财富外流而采取灾难性的经济政策，消除了社会利润空间并导致难以弥补的巨大经济损失的结果。（巨大的经济损失谈何效率？） 社会利润空间的消失意味着原有的经济关系已无法维系再生产，（动是找死不动是等死，） 于是只有拼命压缩成本一条出路。而在紧缩的经济环境中经营者只能靠短期行为苟延残喘，既无力搞科研开发提高生产率，也难以靠扩大生产和流通规模降低成本，于是只有压缩剥削最无权势者的利益――即靠尽量压低劳动者工资来降低成本，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以暴力维系强迫劳动的奴隶制；以及普遍的假冒伪劣，野蛮运输，破坏生态等等。
在此大环境中，所有个人及其家庭的不幸其实都不是偶然的事情。当 “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导致了我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财富外流，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及人民的普遍灾难就已注定了，不同的只是厄运降临对不同的个人家庭具体时间和场合的差别。他们或下岗失业，或为破产业主，或为遭人算计损失惨重的投资者，或作挣不着工钱的民工，或作包身工，或去黑煤窑，或被拐卖黑砖窑作奴工，或为娼为盗，或被黑了良心的医生谋财害命，或子女学费导致家庭负债破产，或吃了假冒伪劣食物药物而中毒，或因环境污染生病早逝等等。用过去最通俗的政治术语来说，所有这些灾难都是“阶级仇民族恨”（这个罪恶的阶级就是官僚买办阶级）。
注4：即使货币供应已紧缩到流通环节濒临崩断的地步，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仍要刻意制造地区之间的差别待遇，资金在全国极度紧缺的情况下优先大量投放上海，形成上海及周围地区资金充裕的环境，因而有了上海及苏、浙等地的经济奇迹和政绩。而对东北，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不仅以一般性的宏观政策紧缩其资金供应，而且亲自跑到东北一个个大型国企，以清理三角债为名逼其还清债务，这些东北大型国企一般都债权大于债务，但债权不能流通，因而其资金周转都已极度困难，如其还清债务而债权无法变现收回资金，这些断了资金供应链的企业只有立即停产乃至破产，但提出此问题的国企经理立即被最高经济权威免了职，于是这些东北大型国企一个接一个在还清债务后，相继抱着一大堆无用的债权停产、破产。东北这个我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就这么被（不仅是错误的宏观政策，而且还有蓄意人为的因素）摧毁了。大批勤劳、智慧的东北熟练产业技工和工程技术人员――这些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因而失去了工作。那些年东北人民有着怎样的心酸和苦难，有多少家庭是靠其成员为盗为娼抚养子女的，后人的历史和文学作品定将对此有催人泪下的描述。
东北人民的遭遇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对我东北怀有野心的外国势力与我买办汉奸相勾结的“杰作”。在东北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之后，网络汉奸们便大肆鼓吹“中国人管不好东北，东北只有交给日本人治理才有希望。”
注5：美国和日本的许多大公司在94年后长达数年之久的时期内，在其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中都与其本国官方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公开评价南辕北辙。这些大公司几乎都指出了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全面滑坡，（因此这些大公司在九十年代中期及以后在华的经营业务主要是先建立足点而不先急于大量投资。） 美国和日本政府不可能不清楚这些有根有据的分析判断。（日本和美国的许多大公司都有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所在国情况的任务。）
就连美国的一些经济学爱好者也觉得政府的“中国经济神话”和“中国威胁论”非常荒唐，他们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国政府统计资料的自相矛盾和荒谬之处。在同样的中国政府统计资料中，与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数字相矛盾的是中国能源消耗及中国民航等行业连年的大幅萎缩。他们根据中国官方各方面的具体统计数据准确地判断出：94－9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五年的严重衰退。从99年以后的几年止住了衰退，经济出现了正增长，但远未达到中国政府对外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美国政府却对这些经济学爱好者的报告装聋作哑，不置可否。（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解释说，94年后能源消耗连年大幅下降是推广节能措施的结果，与经济高速增长并不矛盾。但到了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真正快速增长，能源供应全面紧张之时，经济学家和管理部门却又说中国的能源消耗水平在产出同样金额的GDP的条件下比发达国家高出三倍以上（十几年前就是这样）。这就是说，2003年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起十年前其实并无多大改进。这就证明了：中国经济学家对94－98年自相矛盾的统计数据的解释完全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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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国所鼓励的中国宏观政策与美国内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和政策完全相反
93年6月以后改变中国改革开放方向并为美国及其所操控的国际权威机构所鼓励的错误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持续近10年之久，主要是那位最高经济权威利用权力强制推行的结果。而他之所以能强行做成这件损我利美之大事，则是以其最初“清理银行贷款”及紧随其后的“控制通货膨胀”为名，控制传媒进行完全一面倒的宣传，并且得到美、日等国舆论及对华渗透密切配合的的结果。许多人（包括众多精英和经济金融大员）至今仍在相信并鼓吹紧缩货币是对付通货膨胀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其实这不过是美国人存心让我们相信，而他们自己却早已抛弃的谬论，是与自里根执政以来美国内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和政策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在经济理论方面摸着石头过河的不争论政策，造成自己经济思想的迷失，也因此必然产生对“先进的”美国经济学说的迷信盲从。此弱点无疑已被美国人充分利用，误导我们“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我们看到，一个没有自己经济思想的社会经济体系，如同一个没有灵魂的庞大躯壳，可以怎样任人愚弄和摆布。）
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前，确曾有过10年紧缩货币治理通货膨胀的历史，结果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七十年代10年左右的“滞胀”。 里根上台后，采用供应学派理论，避免紧缩货币造成流通速度（即所谓“私营部门的流动性”）下降而造成成本上升等消极后果，相反却通过减税等鼓励投资的政策增加商品供给去吸收通货膨胀。凭着供应学派主要靠减税增加商品供给的理论和政策，美国在里根时期成功地克服了“滞胀”，既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也降低了失业率。此对付通货膨胀的看家法宝美国一直沿用至今。那些据说精通西方（尤其美国）经济学的精英们，竟对“供应学派”“减税”等西方经济学治理通货膨胀的常识讳莫如深，绝口不提，一边高喊着“通货膨胀是主要威胁”，一边将杀鸡取蛋式的高税率政策一意维持至今。造成至今依然难以缓解的严重失业。真不懂耶？装不懂耶？（或是美国老师未教？）
关于通货膨胀的一些理论问题
直到今天，央行及经济金融领域的精英大员们仍在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论问题上继续念着抑制总需求这套歪经。
通过紧缩货币抑制总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在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下降的总需求完全可以和上升的物价指数同时并存。因为紧缩货币在抑制需求的同时会更严重地抑制商品供给。只要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快，需求的下降就可与（由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同时存在。下面给出公式举例说明：
设：商品交易总额为 W ，商品供给（物）量为 Q ，商品价格为 P 。
有方程式： W = Q × P 。
如：货币紧缩形成货币供应缺口后，因需求受到抑制使商品交易总额（W）下降了10％，而商品供给量（Q）下降了20％，则物价（P）就会（在成本的推动下）上涨12.5％ 。
其方程式为：W（1-0.1）= Q（1-0.2）×P（X） 。与货币紧缩前的原方程式联立。解出：X=1.125 。即物价指数在商品交易总额下降了10％的情况下反而上涨了12.5％ 。此证。
有人会说，货币紧缩直接抑制的是需求，然后才从需求传导到供给，因此供给的下降应慢于需求。这种看似有理的推论其实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在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决不仅仅是从需求传导过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挤压。
凡货币（相对于商品的）紧缩，都会形成货币供应缺口（即负的乘数作用），而货币供应缺口的存在必定会中断许多货币流通的链条而形成堵塞导致流通速度下降。可以说，货币供应缺口的正、负、大、小决定着流通速度的变化，而流通速度越慢，流通中需要的货币就越多（即货币供应缺口就越大）。因此流通速度下降使货币供应缺口更进一步扩大，货币供应缺口的进一步扩大又将导致流通速度更进一步下降……，整个社会商品生产和流通因此进入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而货币和商品流通速度越慢，一定时期内销量和产量就越小，则成本中的重要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借款利息、厂房设备店铺等租赁费用、仓储费用、一些办公费用以及工资中的一部分等）分摊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大。不论工业还是商业都是如此。
因此，在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决不仅仅是从需求传导过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挤压。由于紧缩形成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流通速度持续的下降大大增加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成本，致使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市场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许多厂商亏损甚至破产，商品供给于是大减。【企业利润在销售额中平均不足10％，因此企业利润对商品供给（销售额）的影响有十倍以上的杠杆作用。】
另外，即使一些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因银根紧缩时普遍的资金短缺且（贷款）成本过高而无法扩大（甚至减少）生产。因此，需求的下降，成本的上升，加之（生产和流通）资金短缺，这三者的合力必定使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更厉害。正是由于被挤掉的商品供给大于下降的需求，才使未被挤掉的那部分商品不断上升的成本有了推动价格上涨的空间。于是需求型的通货膨胀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甚至“胀”的速度更快。（自93年6月紧缩货币后，通货膨胀速度显着加快，年通胀率93年底已达12％，94年加速到24％，其中94年10月份更高达27％以上，直到紧缩两年后的95年7月份年通胀率仍在20％以上。）
自93年6月后央行一直在为治理“通货膨胀”而数年如一日持续勒紧银根，抑制需求。其结果只能是随着银根越勒越紧，三角债和银行呆帐越勒越多，流通速度越勒越慢，成本越勒越高，商品供给越勒越少，物价指数越勒越涨。当然还有越勒失业越多，越勒活着的企业越少。这时的“通货膨胀”早已不是通货在胀，而是通货持续的紧缩使物价指数在不停的涨。物价指数越涨，央行就越勒，越勒就越……这种越勒就越“胀”，越“胀”就越勒的错误政策人为的恶性循环，加剧了宏观经济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虽然最终也能在所有企业拼命降低成本的短期行为挣扎中将物价降下来，但其代价却太惨重了，而且结局无非是普遍的萧条和严重的失业。（关于货币供应及宏观经济理论问题，详见我的着作《价值论》第三章第七节《货币与商品流通中的问题》）
七.步俄罗斯后尘的国企大规模私有化
1998年俄罗斯发生空前惨烈的金融危机，外资大量变现抽逃，卢布币值一落千丈。恶性通货膨胀引起剧烈的挤兑风潮，银行普遍倒闭，金融彻底崩溃，进而形成全面经济危机，国家经济实力损失大半，俄罗斯因此而沦为三流国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俄罗斯1998年的金融及经济灾难是其长期对外大量流失财富，使巨大的财富黑洞累积超过社会承受能力而引发的质变。而其财富大量外流的根源，则是美国为其经济改革设计的 “休克疗法”―― 国企立即彻底私有化、放开外汇管制等等。结果造成俄罗斯每年数百亿美元非法收入转移境外。
俄罗斯国企私有化后，原从中央到地方的国企管理部门被统统撤销，由原腐败的国企领导人构成的新兴经理阶层立即获得了“解放”， 已不再有任何力量可对其约束监督。私有化非但没有解决其国企的所谓“产权虚置”问题，反而却真正造成了责任虚置。由于众多小股东是分散的，新式的企业权力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根本无法对企业的经营监督制衡。于是新经理们主要关心的也就不是企业的经营，而是如何利用职权尽可能侵吞其他股东的财产，并倒腾进自己的帐户，尤其是更安全的海外私人帐户。由于卢布可与外币自由兑换，于是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就如滔滔江河奔流入海而势不可挡。
这种外汇形式的“资本外逃”所丧失的财富，决不仅仅是流失的外汇，因为大量丧失外汇引起的本位币币值（与外币兑换汇率）的大幅跌落，可使外币持有者（外国人）用外币以难以想象的低价轻易买走大量国内商品和民族企业，造成财富的再次流失浪潮――国内物质财富的流失。（90年代中后期以前去过俄罗斯的人可能都会记得那时美元在该国巨大的购买力，如一张莫斯科至彼得堡的飞机票只卖1－2个美元，这就是由大量丧失外汇引起的物质财富再次流失浪潮。）
随着俄罗斯持续数年外汇财富的流失及其所引起的国内商品等物质财富的再次流失浪潮，卢布就再也支撑不住其币值，终于引发惨烈的全面金融和经济危机。由于现代社会“效率经济”的放大作用，最终造成的经济损失必然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引发危机的那些流失财富。
美国对俄罗斯私有化导致大量非法收入转移境外，不仅早就知情而且一直暗中鼓励。美国中央情报局专家弗利兹在美《国家利益》杂志撰文透露，早在1992年他曾向当时的布什政府汇报，他获得证据表明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一些政府官员和私有化暴发户相互勾结，将200多亿美元掠夺资产转移到了海外，而他的上司却答复说，“资本外逃是正常的，不管是否盗窃来的，只要属于私人所有就是好事”。（见《中流》杂志2001年第6期，杨斌《俄罗斯私有化的恶果与教训》）
显然，俄罗斯的经济灾难是美国成功运用经济战手段，避开核武时代巨大的战争风险，兵不血刃打垮一个超级大国的经典范例。
搞垮了俄罗斯后，为胜利所陶醉的美国人又接着继续鼓励中国实行私有化。于是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不顾俄罗斯惨痛的前车之鉴，（在明知国企领导层“100％存在腐败问题，至少一半存在严重腐败问题”的情况下，） 于2000年底――2001年，不分青红皂白撤销了几乎所有国企的上级主管机构，给了国企老总们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特权。继而又在没有了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全面推开远不如俄罗斯公平和规范的，实际上只能按国企经营者和与之勾结的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和意愿进行的“私有化改革”，造成社会财富真正的“大出血”。那些腐败的国企老总们不仅盯着所在企业的国有财产，他们还充分利用没有上级机构监督的大好机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老总们勾结起来共同盗窃银行的贷款，造成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进一步增加和社会财富更大规模的“出血”。待到国有资产的流失汇成大江大河，只被人民币与美元之间不可自由兑换这条大坝暂时拦在国内的时候，管理层又推开人民币和美元可自由兑换的“改革”进程。
应该说，中国国企的私有化进程是一个精心设计，严密组织，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此系统嵌套在宏观调控之中，衔接于错误的紧货币、高税率政策造成普遍的萧条和企业困境之后，然后又充分利用了这种萧条和困境――即国企越是困难就越说明其“应该改革” （冰棍理论）；以及因中央通过增值税改制将错误的宏观政策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转嫁给地方后，各地政府因财政拮据，产生消灭一切财政负担并抓住一切可卖的东西变现以弥补财政亏空的强烈动机，国企自然首当其冲。（亏损国企是财政负担，盈利国企可卖点现钱。） 接下来，借着企业的成片倒闭和普遍亏损浪潮，最高经济权威又强令国企职工大批“下岗”，“减员增效”，甚至盈利企业也必须完成下岗指标。[注1] 给了经理们按自己的意愿随意解雇职工的权力，清除了企业内部对管理层仅存的一些监督作用，为国企领导的“近亲繁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使国企在实际上已然是老总们的家天下。
随后的政策也越发向腐败的企业领导倾斜，在压低广大职工工资的同时，却毫无道理地大倍数增加那些本应受到追究的腐败的国企领导人的工资，甚至亏损企业也要再向银行贷款以填满经理们豪华的“金饭碗”，使国企内部越发离心离德，举步维艰，于是更凸显出“产权改革”和“下岗分流”的必要。与此相配合，精英们“冰棍理论”“二八理论”等私有化产权“改革”鼓噪也甚嚣尘上。于是各地方政府纷纷为解决其财政困境（也为官员个人能捞一把）而迅速行动。一时间国企私有化如“大势所趋”迅勐发展。短短几年，几乎全部中、小国企和许多地方大中型骨干国企都被相互勾结的各地贪官和腐败的经理们仅以象征性的代价收入私囊。还有一些大型骨干国企（通过我内部买办势力）溅卖给了外国人，许多行业因此而被外国资本控制。
中国疾风暴雨式的国企私有化改革究竟带来了什么结果呢？精英们至今无人敢面对此问题做一严肃认真且有说服力的回答。“改革不容诋毁”之神圣光环遮盖不住其惨痛凶险之阴暗事实。
那些经营无能却长于监守自盗的老总们持了大股后，就与其俄罗斯同行一样，首先要做的是把企业的资产全部变成自己永久的合法财产。
他们一方面解雇大部分职工，用自己的亲信形成中间管理层，然后通过雇用农民工，尽量压低工资，不顾职工的安全环境进行掠夺性的生产。（采矿业没完没了的矿井爆炸塌方，每年6000矿工死亡，百万吨煤死亡率高于美国100多倍，俄罗斯11倍，印度15倍，国家矿产资源及生态环境均遭严重破坏。化工行业因设备缺乏维修频频发生重大恶性爆炸污染事故，其它行业也频繁发生大量工人中毒、伤亡等恶性事故，这些鲜血淋漓且没完没了的恶性事件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另一方面他们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复杂交易和产权重组将企业资产转移到完全属于自己的帐户，特别是更加安全的海外私人帐户上。因此，在国有企业日益被掏空的情况下，银行私人存款远远超过经济增速的迅勐膨胀，以及大量中国财富源源不断流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随着国企不断破产，那些被原国企老总们持了大股的“改制”民营企业，在现有的生产力被野蛮掠夺殆尽和资产移空后，也会不断死去。这是对中国人民历经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创造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毁灭性打击，是原本还能正常运转的创造具体财富（能吸收通货膨胀）的社会造血细胞的真正消亡，这其中既有工人阶级忘我劳动的血汗，也有数亿农民兄弟忍受不等价的剪刀差交换的巨大苦难所贡献的“原始积累”。这些得来不易的巨大社会财富除毁掉的部分，现都已或正在变成那些“胜利大逃亡”到国外的新富们满钵的“金银”。那些以改制企业为担保而贷款给老总们购买股权的金融机构（其中很多是国有金融机构）将因此出现巨额亏损，原本因三万亿的银行呆账就已十分险恶的金融形势将因此更加险恶。
中国资本外逃至今已远超四千亿美元（有人甚至估计已超过六千亿美元），而因国企私有化形成的部分无疑是其主要来源，其规模已超过当年的俄罗斯。之所以还未发生俄罗斯那样惨烈的金融及经济灾难，是因目前还有出口外汇和境外大量投机热钱涌入，暂时盖住了外汇财富流失的窟窿。一旦这些投机热钱在一番兴风作浪（卷着更多的外汇财富）撤出后，就会完全露出我们流失外汇财富的巨大黑洞而引发货币金融危机。
美国对中国国企私有化运动始终持积极鼓励的态度，那位最高经济权威甚至还受到小布什的当面称赞。转移境外的数千亿美元非法收入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被美国高收益率的资本市场所吸引而流入美国，极大地支撑了美元岌岌可危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正是幕后操控我国企大规模私有化的那只 “看得见的手”。这样，美国通过我内部买办势力，在误导我实行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制造了我第一个四万亿元的财富黑洞后，又操控我实行灾难性的大规模国企私有化成功地制造了我第二个同样规模的外汇财富黑洞，造成我岌岌可危的巨大金融风险，从而为其经济战决定性的最后一击准备好了一切必要的物质基础。只等我金融与国际接轨后的某个时期（很可能与其利用2008年奥运题材制造的台海危机相配合），对我给予东南亚金融风暴式的致命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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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这大概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官方经济政策。‘人力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这是一个最简单也最普遍的经济学原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是想方设法提高就业率。至于企业是否解雇工人，那是企业为盈利的目的而采取的微观行为，而不应是官方的经济政策。如果是为了国企能有更高的效率而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给企业人事制度的自主权也就完全足够了。企业是裁人还是雇人，裁多少人雇多少人，那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而把“失业率”（下岗指标）当作强制实行的官方政策，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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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官僚买办阶级的再次形成
因我内部腐败毒瘤至今未受有效抑制，其扩散、溃烂趋势已呈表面化。现行体制中凡贪腐皆属“正常”，人们早已见怪不怪；而廉洁、清官等则成另类，且不断被排挤而日益边缘化。随着开放不断扩大，腐败的官僚一经接触洋务，很快就都成了买办。而且只要受贿一次，就有把柄攥在外人手中。因此，买办、内奸自古就是不归之路，“上贼船易下贼船难”。众多官僚买办沆瀣一气，朋比勾结，形成当代根植于腐败深厚沃土的真正官僚买办阶级。
另一方面，外来的渗透已无孔不入，遍地开花，深入社会各个部门、行业和领域，高层和要害部门更是首当其冲。据说某位境外人士曾自称其每年在我最高领导人周围工作人员身上要花数百万美元，不管此话真假，我最高层领导周围人员无疑会是外部势力最重要之渗透目标。（待到我最高层周围被彻底渗透，外部敌对势力就不仅可掌握我一举一动，而且可随时切断我最高领导人一切对外联系而将其劫持或暗害。齐桓公前车之鉴当引以为戒！）长期以来，我众多学术机构早已公开接受来自境外（敌对国家）的赞助，我许多高官、学者的亲属也在（境内外）外资机构担任要职或享受外方为其提供的留学和就业等方面种种优惠。这种变相贿赂从未受到官方禁止。因此，我学术机构及众多高官、学者胳膊肘向外拐自然就成为很“正常”的事情。这些被如此收买的高官和精英学者，无疑是这个官僚买办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那位最高经济权威已退出政坛多年，但其权盖朝堂近十载，其人虽退，其门徒羽翼却已遍布众多关键要害部门而尽掌大权（尤其金融和经济管理部门及研究机构）。这些部门许多官员和学者多年来将经济全球化奉为最高准则，有人甚至鼓吹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公然反对国家利益，却把美国利益视为“神圣”职责。他们对国家安全排斥反感，居然说在全球化时代不存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买办对爱国者和爱国事业有着天然的反感，在这些买办势力强大的关键部门以排斥爱国者和爱国思想为潜规则，在此氛围中许多官员已彻底丧失了爱国心及对国家最起码的责任感。
这个官僚买办阶级由于与最强大的国际势力勾结在一起，已是当今我国势力最大也最危险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早已能实际控制发展和“改革”的方向。强大的买办势力在中国销声匿迹三、四十年后，如今终于又昂首阔步趾高气扬重回政治舞台。
随着官僚买办阶级的再次形成及买办化道路的迅速发展，与这条道路难舍难分并互相强化的慈禧和李鸿章现象又再度显现，为保其无名分之实际大位而结私党，其羽翼必为谄媚营私之徒。正如唐人陆贽所言：“示人以义，其患犹私；示人以私，患必难弭。”慈禧现象也是导致我虽有高度集权之行政手段却不能用来有效肃贪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些不怀好意的强国对我再现慈禧和李鸿章现象自然十分高兴，他们不失时机地以各种方式对此予以了鼓励。（其中李鸿章现象却正是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结果。）
和晚清一样，在“盛世”虚荣浮华的外表下面，买办势力――这些遍布我国家肌体拼命繁殖的毒瘤，正伙同外人贪婪无情地吞噬着我们祖国母亲的膏血，一边迅速喂肥其外国主子和他们自己，一边以其不断坐大之势力内外联手勾结，阻断其寄生肌体各个部分之间，尤其是各个部分与首脑之间的联系，直至将寄生体的膏血彻底吸干。
http://hi.baidu.com/6lu6/blog/item/ee0c722790a63800918f9dfe.html
一.买办主导的对外经济合作
由于买办势力是以整个腐败的官僚阶层及附属于他们的精英学者为其社会基础，掌控着太多太大的重要权力；因此，尽管胡总执政以来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顶住外来压力，并付出巨大努力坚持不懈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却仍难以完全阻止买办势力以其阶级本性注定要走的买办化路线。
买办无祖国，买办化的道路发展的是外国的利益及与外国勾结的买办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势力。因此，买办利益集团对中央加强自主创新的民族产业政策和金融安全的方针总是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买办内奸遍布朝野，我重要经济信息总是对外单向透明，无密可保。以致在对外经济合作中总是彼知我而我不知彼，我常因此而受重大损失。
在国际市场上，以我大国购买力，理应占有大户优势，甚至支配市场；本应我大量买了何物，该物才涨价，卖了何物，该物才降价；但因我内奸之故，重大经济情报总是提前外泄，以至于我总是刚要买什么（还没买），就已传遍全球，该物价格随即暴涨。
我重大经济决策也是如此，国外总是在第一时间就已知晓，先我而动。
那位最高经济权威对“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所做的贡献，除以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改变为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政府债券，以及大规模国企私有化造成大量资本外逃，这几件大事对美国带来的多种巨大利益外，还作出了其它“重大贡献”。
如：将我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置国家最重要之经济战略储备于最危险之困境。[注1]
早在我入世谈判中，那位最高经济权威及其以全球化为最高准则的代表赴美谈判时，未经中央批准就迫不及待抢先对美国作出重大让步，致使美方得寸进尺，立即又抬高了谈判价码，使我入世付出了完全可避免的高昂代价，此事受到了当时中央最高领导的批评。
由于我在入世农业谈判中对美让步过大，大豆等农产品进口关税仅3％。致使控制着国际大豆贸易的“四大跨国粮商”（三家美国公司和一家法国公司）能以低价向我倾销巴西和阿根廷转基因大豆。形成其压价收购南美大豆，中国人大量消费大豆，美国人决定转手利润的格局。
在美国施压下，“中国大豆采购团” 2004年3月前往美国“集体采购”，美国乘机操纵市场，大豆期货从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当中国企业的代表们签下了高价进口合同离美后。美方却发布报告：“新的统计数据显示，04／05年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国际大豆价格随即又暴跌50％。
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由此被送上绝路，亏损高达60亿元。随后，跨国粮商对幸存的中国油脂企业趁机大规模并购，1000多家内资榨油企业瞬间烟消云散。四大粮商从此控制了中国85％以上的实际加工总量。
这样，“四大跨国粮商”在控制了国际大豆贸易及定价权后，又完全控制了我国内大豆加工业、贸易及定价权。然后他们就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价收购，致使我大豆种植业濒临被彻底剿灭的厄运，农户纷纷破产而改种其它作物，大豆种植面积已下降一半，只剩940万公顷。晚清洋人控制我大宗商品贸易，压价收购，高价卖出，而榨取垄断暴利的历史终于又重演了。[注2]
建国后我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汽、二汽等国企本已具相当技术能力，然而90年代后全部走上合资以市场换技术道路，现已基本丧失自主研发能力，每年向外国合作方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若无奇瑞、吉利等民族企业崛起，我汽车工业早已彻底沦为受制于外国的低技术装配车间。
早在8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仅用3.5亿元人民币就成功研制出大型客机“运十” （造出三架样机），但仅因缺少3000万元资金就于1985年惨遭人为扼杀。致使我至今每年仍要花费巨资进口大型客机。军队也因此而无自己的大型运输机及以此为平台的加油机和预警机等。
铁道部自现任部长上任后，将八种我自主研发可立即实现产业化的国产高速列车机车全部封杀，其中包括最高时速可超过320公里，而研制费仅1.3亿元的 “中华之星” ，“中华之星”悲壮地成了“运十”第二。然后，铁道部一下子引进了日本等国好几百台并不先进的机车[注3]，挤掉了民族产业的国内市场。现在我机车制造业都成了合资企业，与汽车一样，都是外国零部件的组装车间。
铁道部的买办无端限定自主开发的高速列车（样车）只许跑160公里/小时速度，目的是为进口200公里/小时以上速度的高速列车制造借口，使国产列车机车永远没有机会进入高速铁路的运输市场。
在青藏铁路机车招标中，铁道部不许国产机车单独投标，而只能作为外国公司的附属参与。于是78台美国通用公司（GE）原装内燃机车中标进口。GE车价格比我国专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雪域神州”号内燃机车贵一倍多，但无论其功率、性价比还是安全可靠性，GE都远不如“雪域神州”。在累计150万公里的运行过程中，已投入使用的18台GE机车和ITCS控制系统共发生包括制动器失灵、柴油机连杆断、丢车等等重大安全质量问题16个。尽管如此，铁道部却有意对之低调处理。对比他们当年对“中华之星”和“雪域神舟”的苛刻要求，真有天壤之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电力机车工业因买办势力的破坏在国内虽失去大量市场。但多家中国机车厂的产品却能大量出口到国外，并受用户好评。工人们诙谐地说：“不让咱们挣人民币，咱就打出去挣美元。”这种幽默既自豪又悲愤，是壮志未酬的无奈，也是士气犹存的不服！
目前铁道部又打算以空前规模购买1500台装备“外国芯”的六轴机车，其中一部分还拟整机进口。而目前我国货运机车（包括两万吨重载列车的机车）已经可以国内制造，没有任何必须进口的理由。
除机车外，耗资超过上万亿元的7000公里高铁工程现已陆续上马，主要技术设备铁道部又是严重依赖外国。
外国机车列车及高铁技术系统价格昂贵，因此已经扭亏为盈的我国铁路运输部门，必将又重新陷入亏损的尴尬局面。并因此而形成我财富外流的又一重要失血口。
更为致命的是，铁路及其车辆制造产业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核心技术由外国人掌握存在重大隐患。当国外敌对势力需要时，就可能使我国高速列车、机车和铁路网整个系统陷于瘫痪。
（以上关于铁道部的内容参见原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局长、科技部研究中心研究员 金履忠《请端正我国高速铁路装备的发展方向》）
中国市场虽大，但很大一部分属政府采购或审批范围。而控制这庞大市场份额的买办们却将这些市场资源尽可能优惠给外企而不给民族企业。除铁道部外，其它各部门和各地方在政府采购中也普遍存在“抵制国货”的情况。在这些采购招标中，不是以技术、价格、售后服务等综合实力为标准，而是首先将国货的竞标资格彻底排除。（与铁道部如出一辙。）
如：江西省采购路面设备拒绝国货。又如：江苏、安徽等地许多政府部门在进行中央空调招标时，都明确要求只要进口、合资品牌。但实际上中国的中央空调技术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很多国外品牌，从压缩机到零部件，都是在国内生产，然后贴上国际品牌进行内销。
在核工业领域，我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高温气冷堆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可靠的第四代核电站。且于2000年12月就已完成10兆瓦实验堆一期工程，2003年1月满功率运行并网发电，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模块化高温气冷堆实验电站。但我们却屈从美国压力，花600多亿购买4座美国西屋公司（现由日本东芝控股）的第三代核电站AP1000。AP1000无论是从安全可靠性还是从技术先进程度都不如第四代的我国高温气冷堆，而且AP1000还只是一个概念，连图纸都还没完成；而我们的高温气冷堆已经是成功运行数年的实验电站。
核电设备是关系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战略产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让他国控制其核电技术和设施。一些中日关系专家认为，日本政治倾向攻击性，东芝与政府间关系又非常默契。因此，中国选择西屋技术将使中国核电安全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此举除使西屋和东芝获巨利外，据说还可解决5500美国人就业。我们花自己的大价钱买的是日本和美国获巨大利益，而得到却是自己巨大的风险。
全国500强企业重庆钢铁集团的垃圾发电技术设备，是在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基础上经消化创新而形成的国产先进技术，并在重庆、福州等地建设、运行起垃圾焚烧发电厂。其技术领先，价格只有国际同类产品的一半，但其市场推广却屡屡遇阻。发包单位某些官员完全成了外方代言人，在国产设备明明占优的情况下还大力支持设备进口。如：重钢在竞标南方某市一个垃圾发电项目中，当地负责该项目的一名官员与日本公司关系密切，一期项目1000吨/天的处理能力，花了7.5亿元的巨额投资从日本进口设备。重钢只以日方近一半的价格参与二期项目竞争，这位官员在考察到国产技术无可挑剔后，便想方设法阻挠重钢中标。
又如：重钢在竞争西部某市生活垃圾焚烧电厂项目时，投资报价最低，运转后预计收取的垃圾费也最低。最后发包方为了排除重钢，违反国家规定找来一些评审专家否决了重钢，其理由十分荒唐：怀疑重钢的项目发不了预定的电量，但是垃圾焚烧电厂的主要功能是处置垃圾，不在于发电量，而且此前重钢在重庆和福州的项目都达到了预计的发电量。最终这个项目交给了有跨国公司技术背景的公司，不仅投资大增，当地财政每年缴纳的垃圾处置费也要多出700多万元。
重钢负责人对记者说：“现在我们通过努力已经不害怕国外技术封锁，只担心国外公司通过商业贿赂买通‘关键人物’，限制国产设备。”
重庆社科院研究员胡玻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通过商业贿赂的办法垄断市场、垄断技术，催生了一个新的买办阶层，他们为个人利益不惜疯狂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严重阻碍了国内的自主技术创新。[注4]
抵制国货的买办歪风也刮进了体育界，如中国羽毛球队的一切专用器材只用日本尤尼克斯，尽管国产品牌质量并不差，但国家羽毛球队负责人就是不用。（与中国乒乓球队提倡国货的爱国精神形成强烈反差。）爱国精神氛围的缺失已使中国羽毛球队失去了昔日世界羽坛霸主的朝气。由于国家队的示范作用，尤尼克斯轻松拿下中国庞大的羽毛球器材市场。“神通广大”的尤尼克斯不仅搞掂了中国羽毛球队主帅，而且每年都能从我有关部门拿到大量金属钛，而钛是我国控制最严格的珍贵战略材料，国产羽毛球拍厂家从未能买到过国家一点点钛。而我们的买办们却不顾国家重大安全利益，以如此宝贵的紧缺战略材料去扶持一个日本厂家与自己的民族产业竞争，令人不可思议。
在电力、石化等垄断行业的机械产品采购会上，也常常出现招标要求中明确规定只采购国外品牌，而国内机械产品即使价廉物美也照样遭到排斥。
在我们庞大的建筑市场重大项目招标中，几乎把绝大部分建筑设计机会给了外国人，尽管这样做要多支付几倍甚至十几倍设计费用。
在城市繁华路段商铺招标中，有些地方政府只准外商进驻，排斥歧视民族商家。如上海著名商业街淮海路借改造拆迁之机，要国货专卖店撤离，让位给国际洋品牌。在地方政府崇洋媚外方针指引下，上海南京西路许多中高档百货商场也都抵制国货。他们根本不看商品销售业绩，只要是洋品牌，不论好坏都可进来，而国产品牌一律清出去。甚至强调国产品牌“血统不好”。销售额居前三位的上海家化“佰草集”被商场劝退，占国内24％市场份额的“三枪”内衣等也在上海市中心百货商厦无立足之地。这使人想起当年上海租界“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招牌。不同的是，这次在中国的土地上歧视中国人的却是中国人自己！
甚至在国家财政部和环保总局2006年10月24日联合颁布的《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及附件《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推荐的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洋品牌，特别是附加值高的主要采购品。在公车采购中锁定的是现代、东风标致、雪铁龙、日产、思威、奥迪、宝来、捷达、开迪(Caddy)等外资或合资车型，而代表民族品牌的奇瑞、吉利、中华、红旗等无一上榜；列入复印机、打印机采购清单的，全部是日本品牌；列入水性涂料采购的9家，外国品牌至少占7家。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无一不在政府采购中明确保护本国民族产业，美国还通过立法规定政府采购须“扶持和保护美国工业、美国人和美国投资资本。”虽然我国也有《政府采购法》，其中也明文规定，政府采购应“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廉政建设”“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但由于关系到势力强大的买办阶级的重大经济利益，因此《政府采购法》这些规定很难落实下去。
中国企业在生产环节就已遭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挤压，而在产品销售阶段又遭“国货歧视”，民族产业正面临危险处境。（见丛亚平《如果在本国市场国货遭歧视……》，林治波《政府采购应该向谁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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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的黄金贮备竟然都是1973年买的！》2007年11月15日
注2：见中华网2007年4月8日置顶文章《被美国绞杀的中国大豆产业》。
注3：《参考消息》曾刊登过日本人的文章，日本方面为赢得中国高铁技术设备项目的合同，至少花了2亿元的公关费。
注4：见2006年11月03日《经济参考报》文章《国内企业自主技术创新遇阻跨国公关》记者/刘健李永文 王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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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资对中国企业的兼并
改革开放之初我吸引外资的政策曾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但这些引资政策一开始就存在很多问题。如境外合资方控制着进出口渠道和技术，高价从其关联方进口原材料、设备、技术，低价出口产品给关联方，外方因此而获大利。而中方却惨淡经营，大量亏损直至破产，即使控股也没用。自90年代以来，我对外资更加优惠，不但给予税收减免，而且还白送（或变相白送）大量土地等，如“浙江、江苏、广东等东南省份，外资企业占该地区工业资产总值的43%。各地竞相出土政策，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招商地价下滑’的奇事。……长三角到处搞 “零地价、送厂房、银行1：1配套贷款、五免十减” 等“割肉竞争”，成为所谓“地区竞争力”的实质。”[注1]。外资原本就垂涎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于是在我优惠政策鼓励下蜂拥而入。这些外资进来决不只满足一般利润水平，而是利用一切可能谋取最大利润。为此它们谋求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以获垄断暴利。
在这方面那位最高经济权威帮了外资大忙，由于我外汇管制政策，外商在合资企业的帐面利润不好出境，但政策许可外资以利润继续滚动投资，扩大股本。但合资中方的利润却不能扩大股权而要上缴。几年下来，中方控股变成了外方控股，合资企业变成外商独资企业。
外商巨头还充分利用了我们前些年错误的宏观政策所造成的普遍萧条和资金短缺，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外加收买政府官员；以我各行业骨干龙头企业为目标进行大规模兼并。往往仅以象征性低价就能控股我骨干龙头国企。这类兼并通常只以我企业中最具盈利及技术创新能力的优质资产合资，并以净资产作价，但却不承担债务及下岗工人的安置补偿；而且因我会计制度的缺陷，企业品牌及市场占有率等无形资产还不计入资产（等于白送）；合资通常都要大量裁员；外籍人员享受高薪；合资后外方再利用其控制进、出口渠道获进、出口双重剥皮暴利等惯用手段掏空合资企业（如产品内销为主则谋求控制企业经营权），造成其严重亏损，最后迫使中方低价出让股权。有机可乘的外方根本就不会给合资企业带来什么新技术，却总是将我被兼并企业的品牌和技术能力垄断扼杀。总之，留给中方的是债务、失业、负担、穷困、绝望、破产；而外商得到的却是暴利、巨大的财富源泉、及将导致垄断的庞大市场份额。
外资巨头的这些兼并普遍存在贿赂政府官员等违法行为。如凯雷收购徐工就是以一个皮包走帐公司为财务顾问，制作了溅卖徐工的改制方案。（见2007年03月14日《经济参考报》《徐工并购案再调查》记者：丛亚平王文志）
在外商巨头如火如荼的兼并浪潮中，像：西北轴承、大连电机、锦西化工机械、无锡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齿轮、佳木斯联合收割机、武汉锅炉厂、鸡西煤矿机械、佳木斯煤矿机械、沈阳凿岩机、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合肥变压器厂、山工机械、南孚电池、活力28、乐百氏……等等一长串大型骨干国企（其中很多是行业龙头及承担重要军工任务），连同其艰苦奋斗几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国家的巨大投入及宝贵的立国战略基础――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在我们自杀性的国企改制政策协助下被外资一个个收入囊中。这一长串企业名单是新中国几十年工业建设自强奋斗的历史结晶，现在就这么轻而易举统统被对手消灭了。
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一年前（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玻璃行业、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企业在外资手中。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见丛亚平《利用外资八思》）这还仅是200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况，现在外资兼并又有了新的恶性发展。最近居然连军工企业也要“有条件”对外资开放。
外商巨头谋求垄断地位的兼并是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后深思熟虑的系统工程。通常以垄断下游产业来控制上游产业的市场，控制了某原料的加工行业，就等于控制了此原料的生产行业，垄断了零售业就可进一步垄断批发业，控制了流通就可控制生产。为实现其垄断大计，外商巨头对我实行“三光政策”：把我们的龙头企业兼并掉，技术力量收编掉，民族品牌消灭光[注2]。
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于2007年6月整理了一份《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概况》，长长六、七万字，读来令人心痛，高梁在文中写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税，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大量利润外流。总之，国家的经济主权将丧失殆尽。”
“西方国家不拒绝国外公司到本国投资办厂，但都严守一个底线，就是不允许外方独资、合资企业占据自己产业的主导地位。”[注3] 而我们恰恰是在此关系国家民族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失去了惟有国家意志才能坚守的底线。
中国是一主权国家，外商巨头神通再大也不过是商人，又如何能吞噬我主权国家那么多重要战略行业，及其对安帮立国生死攸关的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呢？这无疑是代表我民族利益的国家意志被买办意志取代的结果，若无我买办内奸相助，简直难以想象。
随着2000年底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一纸命令撤销了国家所有工业主管部门，以及此后被他和他的徒子徒孙蛊惑推行的溅卖国企的“改制” 浪潮，骨干国企、行业龙头、军工重要制造基地，这些国家最具战略价值的经济造血细胞和工业技术体系精华，就再没有国家意志去维护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对这些最重大的国家利益不负有任何责任而只为地方局部利益所苦恼的地方政府意志，以及买办精英们所代表的洋人及买办意志。被中央财政以高增值税率转嫁了经济损失因而只顾地方局部利益的地方政府，为解决其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可以卖掉任何抓得着的东西。于是他们以买办精英“国企改制”的鼓噪为思想武器，以“地方利益”这个唯一可在地方首长面前摆到桌面上的“最高准则”为理由，而谋取以“地方利益”为精美包装的买办私利及与其结合在一起的外国利益。
建国以来，毛主席、周总理吸取苏联东欧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教训，重视人民生活，一直以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即全世界最低廉的工业产品及其成本系统。既满足了人民基本的生活需要，也因此而成为我国发展经济最具竞争力的有利条件之一。
现在，随着外资大鳄在我国的大规模兼并而逐渐确立其各行业的垄断地位，晚清洋人控制我金融和大宗商品贸易等经济流通命脉，压价收购高价卖出而获垄断暴利的历史将重现。便宜的中国商品将成为历史，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将因此而愈发困窘，我们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也将永远失去。财富外流也将汇成滔滔江河而难以遏止。
在此严重时刻，我们不是去加强在诸如骨干国企、行业龙头所代表的民族产业技术精华和军工基础等重大国家利益领域的国家意志，（许多科学家关于重建国家工业管理机构的建议已被否决，）相反却为他人剥夺我最后的经济自主权大开绿灯。这还不够，还要用自己的资金去支撑鼓励这种剥夺。
如：外汇投资公司还未成立就将第一笔30亿美元购买美国私募公司黑石集团无投票权股份，黑石不仅以各种方式侵吞我股东权益，而且将我股金主要用于兼并我国企（如蓝星公司等）。更为严重的是，黑石此恶例一开，立即鼓舞了大批国际私募基金，纷纷赶赴这场利用我资金瓜分我国企之盛宴。而我有关部门则迅速对其大开绿灯。
2007年5月25日凤凰卫视报道，我国资委副主任李伟说，“今后国企改革应更多引进境外私募基金、投资公司等国际资本。”
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也对此配合说：“应该允许金融机构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等介入私募基金已成为一种趋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确实有高风险，但回报也比较大，任何金融市场，风险和收益都是对称的。……应该说中国不缺外汇。但是外国的私募基金进入中国以后，能够带来技术，能够帮我们培育人才。” （什么技术？用我们自己的钱贿赂我官员贱买倒卖我国企。学他人如何操着我们自己的刀切割我们的血肉吞食？）
这样，不仅我外汇储备，而且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等”所有我金融机构的资金，都将成为用来剥夺我们仅存的最后一点经济自主权的“异化”力量。溅卖自己还要自己掏钱。天底下竟有如此不可思议愚蠢自溅之事！掌握在买办手中的国家经济实力，最终也将如买办癌瘤一样扼杀掉我们自己而向外淌血喂肥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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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见高梁《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概况》2007年6月。
注2：见李炳炎教授《外资并购与我国产业安全》2007年3月31日 。
注3：高梁：《警惕跨国公司借改制之机吞并我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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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切动脉加速对外淌血的金融开放接轨
在金融及经济管理方面，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不仅留下了前面谈到过的两个四万亿元财富黑洞（其中一个是外汇黑洞），及高达30％的银行坏帐率，造成我空前巨大的金融风险；而且留下了该领域众多以外国利益及全球化为己任的买办骨干，其中许多人严重的贪腐问题现已被揭露。他们在制定和执行实际政策等“公事”中总是尽其所能为美国等外国利益服务。
a.单方面过度开放金融
2005年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宣布：中国要提前一年与国际金融全面接轨。此举意图十分可疑，将我宝贵的一年准备期白白拱手相送，不仅片面有利于外国而不利于我；而且将使美、日等操控国际资本，可提前于2008年就能对我发动东南亚金融风暴式的致命冲击，使其与借2008奥运题材制造台海危机的军事行动形成配合。
2006年1月银监会第2号令毫无道理地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自废我股份制银行可以是完全的民族企业的自主权，使我一百多家城市商业银行无一例外地均被外资参股。加之此前我各大商业银行也已被外资以低价参股，致使金融接轨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后，我境内有众多独资外国商业银行，但却无独资的中国商业银行。这无疑是我经济自主权的严重丧失。如此单方面优惠外资而将经济主权拱手相送，绝非什么“次优均衡”[注1]，而是建立在对我巨大损害基础上的外资暴利[注2]。而且外资银行通过其参股的中资银行董事可对我银行经营、资金流向配置等了如指掌，而我对外资银行如何运作却两眼一抹黑。我自弃主权单方面过度开放金融及因此而造成我与外资的信息不对称――彼知我而我不知彼，对我造成如下重大危害：
1．我国有银行及金融机构以极低价格对外资出让股权，使其仅一年即获其入股金10倍暴利，造成我仅一年就因此而流失财富高达1.7万亿人民币 [注3]。巨额财富流失的积累无疑孕育着日后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灾难。
2．不仅使我国银行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且由于金融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作用，资金的流动制约着商品流动，外资对我金融运营的洞悉使我整个经济运行状况对外已单向透明无密可保，我国企业的一举一动（包括国际并购活动）都已处在国外对手（或敌手）的监控之下，而我却无从了解对手（或敌手）。[注4]
3．管理层也因我与外资银行获得信息的不对称――彼知我而我不知彼，而难于对其进行监管。
4．外资银行因境外热钱大量流入及以其“优质”服务（包括存款保密及转移出境服务）吸引非法收入占有极大比例的我高端客户存款，使其经济实力得以超规模迅速增强。从而大大增加了国际投机资本对我进行恶意金融冲击的能量和速度。
5．境外投机热钱通过外资银行以我不知情的方式大量流入，形成我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源泉。
外资银行以我所知甚少的方式引进并创新金融衍生品，不断制造出巨额债务货币。既侵吞我国家财政货币发行利益，又制造出不断发展的通货膨胀和巨大社会金融风险。
事实证明，不对等的金融过度开放已严重损害我经济主权和利益，大大削弱了我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6．当外资银行创造的债务货币超过我国有银行信贷总量时，就可形成其事实上的金融垄断，使其可制造剧烈经济波动洗劫中国人民，然后全面控制我经济命脉。进而再利用其金钱优势实现对我政治、舆论、文化、教育、司法、外交和军队的全面渗透和控制[注5]。此巨大危机因我对外资银行之具体运营缺乏了解而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也因此更为致命。
7．外资银行还可利用其参股我银行之信息优势，以金融资本控制我国内产业资本。并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中。[注6]
8．外资银行及金融机构，如同连通我经济肌体与外部世界的粗大血管，在当前我法纪废弛腐败盛行的环境中，这只能是我单向失血的血管。不仅使我境内非法收入有了安全的避风港和外逃通道。而且“使储蓄丰富的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的一个主要资金抽取地”[注7]。而外来热钱的大量流入最终也将卷走更多财富。最终必将使我经济因严重失血而导致崩溃。
现我主要国有银行都被外资参股至少25％，虽然规定此25％的限制不得突破，但深圳发展银行已被美国人控股，华夏银行已被德国银行实际控股，广东发展银行由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一封劝我“以中美友好大局为重”的说情信而突破25％的限制达到38％。（若非我国内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我国有银行恐早已被外资控股。）在保险业方面，我保险巨头新华人寿已被外资实际控股。
境外金融大鳄入股我银行金融机构，也与跨国公司兼并我各行业骨干国企一样，即充分利用了我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所造成的亏损、资金短缺、巨额坏帐等普遍经营困境。因银行业自有资金只占8％，又是控制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枢纽，因此坏帐损失问题更为致命，也更易为意欲兼并之外国金融资本所乘。回顾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银行金融业被美国控制的历史，最初也是由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误导这些国家采取紧缩政策，造成普遍经济灾难，尤其是银行系统巨额的坏帐和亏损后，这些国家不得不寻找“战略投资者”“救火”。于是美国大银行趁机以最低的代价参股控股，（若一时不能控股就再制造新的机会，）待到这些国家金融业被外国（主要是美国）资本控股后，他们就永远失去了其经济自主权。即使民意选举左派上台也难以改变经济受制于人的尴尬处境。由此更可看出，美国对我宏观经济政策的误导造成我普遍经济困境（尤其是银行金融系统）后再乘我引入“战略投资者”之机参股，完全是其兼并拉美国家金融银行业以求控制其经济命脉的阴谋再现。
我银行金融机构前些年巨额的坏帐和亏损，有经理们失职的严重问题，但主要还是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一切经营单位的三角债和坏帐，破产等社会经济损失最终都要体现到货币循环的枢纽――银行的坏帐损失上来。（银行的坏帐损失大约相当于全社会经济损失的一半。）随着2003年胡总执政后不再实行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我国经济开始恢复增长。银行业自然也就重现生机，扭亏为盈。而外资恰恰赶在这之前以最低价参股（一般都是每股1元多），然后享受宏观经济大环境改善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也因此造成了境外银行资本的经营神话。
因银行在社会经济中的关键核心地位及其以小博大的高利润高风险特性对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影响及支配控制作用，世界上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包括美、日、英、印等都对外资入股其银行业控制甚严，未曾有一个法制严格的发达国家有过像我银监会必须有外资入股这样的政策规定。显然，银监会所推动的与国际金融接轨，决不是学外国这类维护金融安全控制风险的好经验，而是学不怀好意的金融强国希望我们效法的拉美、东欧引起经济灾难的错误政策。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又对媒体说，“如果中国的银行获得在美国经营的牌照，中国政府可能会提高国际投资者在中资银行的持股上限。”[注8] 刘明康欲以我之重大让步换取美方不容推卸的对等义务，从而肯定目前中外金融开放的不对等状况，并使之以“既成事实”永久固定下来。
银监会按其职责，应是维护我银行及金融安全和利益的国家意志的代表。但其却反其道而行之，专以自弃经济主权利益并最大限度地放大我已很严重的金融风险为能事，这本身就是其金融监管职能应查处的渎职卖国行为。而且一而再，再而三，足以证明其负责人渎职卖国的故意。国家金融由这等人监管，谈何安全？
b.“确保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的关键――央行及金融管理层
前文（中篇.上）曾说到，改变中国改革开放方向的本质变化，是从央行1993年6月的宏观调控开始的。它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买办及其身后强大的外国势力从此已能操控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美国前驻华大使普理赫语）。
自1993年6月央行近十年紧缩货币，不仅造成我重大经济损失及人民深重的苦难，而且所造成企业和地方财政普遍的困境及严重恶化的金融形势（高达30％以上的银行呆账），为形成巨额财富外流的国企私有化改革及西方资本趁机剪羊毛——廉价参股兼并我金融机构和骨干国企创造了条件。
那位最高经济权威虽已退出政坛，但其长期掌控央行及金融和经济管理部门，其党羽在这些最应体现国家意志的关键部门形成强大的买办势力。继续奉行“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化方针。
央行自2002年以后，仍继续将我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元资产，其规模甚至远超2002年以前，更有力地继续支撑着美国财政及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并继续对我资产造成更严重的安全问题（中美关系破裂即遭美政府冻结，及因美元贬值而不断缩水）；我所丧失的以低成本建立大规模黄金、石油等储备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也因此更为巨大，因此产生出的进出口严重失衡而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通胀因素也比2002年以前更大。
更令人愤慨的是，央行不仅购买美政府债券的规模大大超过2002年以前，而且居然还购买了至少上千亿美元（风险比美政府债券大不知多少倍）的次按抵押垃圾债券，损失惨重被套在华尔街。
而新成立的外汇投资公司又继续将上千亿美元投资于美国金融组合产品，而且还要包给外国金融机构经营。（很可能被其用于损害我重大国家利益，入股美国黑石集团的30亿美元不就是被其用来兼并我骨干国企吗！）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唯一有权进出口黄金的部门――央行，不仅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入美政府国债，而且还将我宝贵的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使我最重要之经济战略储备处于极度危险之中。黄金因其必取代美元世界货币地位而具有的长期升值趋势早已十分明朗，金价这些年也已狂涨数倍，而央行却将我每年的一、二百吨黄金产量去交换不断贬值的美元。我国的600吨黄金储备还是陈云于1973年指示购入，至今未有增加，甚至2005年的黄金储备还低于2003年。[注9]
我国企和国有商业银行巨额的坏帐损失有很多并非难以追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腐败的经理们利用迅速膨胀的“三角债” 普遍拖欠“法不责众”的情况，而蓄意侵吞公款中饱私囊。只要严肃法纪紧追责任人，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至少可追回相当大一部分。但当时的最高经济权威匆匆忙忙让这些拖欠银行巨额坏帐的大中型国企破产解散，有关责任人也一走了之，人为地造成无人追帐无人过问的状况。（中央各部众多直属公司也都如此。）实际上放弃了追逃巨额银行坏帐的努力。现在银行和金融管理部门又将这些原本只要认真追逃就能部份追回的大量坏帐打包，以近乎白送的象征性低价溅卖外商。这些廉价出售的巨额“坏帐”已使外商大发横财而激动不已[注10]，这不仅也是一种巨额财富外流，而且使外资可利用这些巨额债权轻易控股我国企和金融机构。
据悉现央行高官也十分眼热外资金融机构作我银行呆账生意所获暴利，意图仿效之而以其职权私分这些“不良资产”，但由于中国目前的法律环境――洋人追债远比国人顺利，他们很可能会与洋商勾结，助其廉价购进这些巨额呆帐，以获其买办厚利。（我巨额银行“不良资产”已成美国等西方国家垂涎三尺要求我重点开放的“金矿”，其在我内部买办的配合下，极有可能如愿以偿。）
对于股市，我金融管理层也总是不惜牺牲自己的股民而尽量照顾国际投机资本的利益。2001年以来，我们先是以国有股减持这柄悬剑制造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大股灾，为大量中国资金流向高收益率的美国金融市场以支撑美元的国际地位制造了为渊驱鱼的最佳效果，（也制造了资金紧缺的宏观环境以利于国际资本剪羊毛，）同时也使外国金融资本能以最低成本坐底建仓。待掀起大牛市外资热钱赚够离场后，管理层不是采取趁机加快新股上市以推动国企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积极措施健全完善资本市场，而是采取一系列政策组合打压股市，重施既可为渊驱鱼，又可使国际金融资本再次坐底建仓之故技。
（最近有文章揭露：2007年5.30股灾，即我央行及金融管理人员配合境外新加坡作空我股指的金融工具所为。）
我们效法美国的金融创新，形成今年通货膨胀两个主要源泉之一（另一个通胀源泉是境外投机热钱大规模涌入）。其所创造的巨额债务货币不仅严重侵吞了政府货币发行的财政利益，而且其抵押资产都是靠负债取得，是社会在为投机者承担风险，所产生的金融风险远大于其所规避的风险。日益膨胀的银行债务货币支持投机不仅推动着通货膨胀，而且孕育着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为国际资本对我金融洗劫准备好足够的冲击空间。巨大的投机需求导致房地产高速畸形发展，使我有限的土地和资源被大量浪费在空置房屋的不断建造上。
而央行的宏观调控却并非针对投机，而是顺应美国人一贯误导他国的全面紧缩。尤其是仅仅为运作外汇储备毫无意义的帐面处理而发行1.55万亿巨额特别国债搞二次对冲，吞噬了几乎十年的国债建设资金，还白白赔上每年1500亿元的利息负担，却没有带来任何产出，如此惊人的浪费和低效率必将大大减少今后商品供给总量（尤其是瓶颈部门），无疑是巨大的长期通胀因素。而银行债务货币和境外热钱推动的房地产投机却愈演愈烈，通胀不断加速，我资源配置错乱扭曲而造成的严重浪费和低效率也进一步恶性发展。
紧缩货币，这是美国人几十年来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一贯误导他国，但却与其自己国内经济政策完全相反的药方。只有误导他国紧缩经济，才能消除其社会利润空间，造成其普遍衰退萧条。从而实现：1.使这些国家的资金流向美国以支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2.使这些国家成为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3.利用这些国家严重的经济困境，以最低的成本控制其经济命脉。（拉美诸国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央行自93年6月以来代价高昂的无效宏观调控却总是完全符合美国人的意图。
央行及金融管理层所推出的接轨政策，也无一不是在加大金融风险，在当前境外投机热钱大量涌入爆炒我股市楼市，获利已丰，及美国次按危机将再度爆发，境外投机热钱将趁机大肆作空股市汇市后大规模撤离，将造成我巨额财富外流并导致经济灾难的严重时刻，却推出了方便外国金融资本投机的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并一直力推股指期货，取消外汇管制（港股直通车即其手段之一），使我金融面临危若累卵的险恶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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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据新浪网2007年09月26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中国的银行获得在美国经营的牌照，中国政府可能会提高国际投资者在中资银行的持股上限。……刘明康主席的表态，点出了中美银行业相互开放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对称性。……银行业相互开放的不对称性一直是双边合作缺乏的‘次优均衡’。”
注2：见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注3：同注2。
注4：见丛亚平：《外资争食中国金融“肥肉”》（《经济参考报》）
注5：见宋鸿兵：《货币战争》。
注6：同注4。
注7：同注4。
注8：同注1。
注9：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的黄金贮备竟然都是1973年买的！》2007年11月15日
注10：“2005年，银建国际和花旗集团合作以5.46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华融公司账面值为364.4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包，曾被国际投资界传为美谈；美国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暴料在中国高达900%的投资利润率，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就是闻名于世的打包收购中国不良信贷资产的‘华融模式。’”――见《南风窗》《黑石集团：专为中国政府下的蛋？》文章作者：曹建海（社科院工经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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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中）结束语
经济及金融管理部门层出不穷的渎职卖国事件，标志着我内部买办势力已掌控我庞大金融和经济力量而公开与外国资本及其政治势力相勾结，使我经济实力将如同恶瘤一样扼杀我们自己而向外淌血喂肥他人。这是典型的癌症渗透术在经济战中的运用，预示着买办化道路已使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万丈深渊。
买办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必然导致经济破产和崩溃的死路。晚清、民国、及当代拉美诸国的买办化道路均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法纪维护的商品经济终将是一场灾祸！如果我们在金融及经济管理层这些关键部门不能消除买办卖国势力，严肃法纪，恢复并强化久违的国家意志以维护国家利益，我们无疑将遭受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经济灾难。
即使我们仍坚持一些外汇管制措施，并且不再推出股指和汇市期货，从而避免了东南亚金融风暴式的恶意冲击，但由于我们经济自主权的严重丧失及其仍在继续发展，我们最终也仍难避免俄罗斯因财富持续大量外流而导致的经济崩溃。除非我们彻底扭转了买办化道路。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目前特殊国情――内有积聚多年尖锐异常之政治、经济矛盾，及外部势力无孔不入的渗透造成强大的买办内奸势力及其意识形态基础；外有台独分裂势力及美、日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以及周边不怀好意的邻国环伺；如我一旦发生重大经济灾难，就绝不会仅仅限于经济方面的问题，各种蓄积已久纠缠在一起的矛盾也将一起爆发，台独势力必趁机公开分裂国家，不仅美、日会趁机对我实施蓄谋已久的分裂图谋，对我怀有领土野心的韩、越、印等也会趁火打劫。我将面临国家四分五裂，天下分崩离析，政权频繁更迭[注]，烽烟四起，生灵涂炭的险恶前景……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金军攻陷东京汴梁，北宋亡。金兵掘地三尺，掠尽汴梁城所有财宝，连同徽、钦二帝及其后妃宫女一并掠走。面对亡国惨祸，北宋权奸中尚有悔恨愧疚者，知耻自尽。
附：
http://news.163.com/06/0601/16/2II03HOH0001124J.html
朱镕基之子朱云来:低调的商界领袖
2006-06-01 16:35:25 来源: 千龙新闻网
1957年，朱镕基和劳安的儿子朱云来在湖南长沙出生。
1994年，朱云来获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后转向商业，在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芝加哥分店任会计师。1996年到1998年，他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担任一名投资银行雇员，开始了投资银行家的生涯。
2004年5月19日，北京国际金融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图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朱云来出席论坛。
朱云来
朱云来是前总理朱镕基之子，1994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修读大气科学现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去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亚洲最具影响力25位商界领袖”，他榜上有名，排名第15位。拒绝接受采访行为相当低调
几年前，中国石化开了一个酒会，庆祝上市一事，酒会上最瞩目的却是一个衣着普通、中等身材的男士——朱云来，面对着记者不断的提问，朱云来全部报以沉默，连他自己是否姓朱也不讲，对记者提问全部封口，后来在中银国际行政总裁方风雷解围下，他才得以脱身。
朱镕基于1998年出任总理后，曾经特意把儿女召集起来作出训示，大意是说：“父亲如今当了总理，对你们来说不知是福是祸，你们要好自为之。”加上朱总理不钟意子女从商或出国工作，朱云来对传媒“沉默”应情有可原。
1998年，朱云来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香港办公室工作。不久他的同事们就见识到小朱的个人风格，比如，他喜欢连篇累牍地研究报告。有一年，中金向一家拥有70家子公司的中国国有企业提供咨询，朱云来提交了500页的报告。
中国人寿董事长王宪章（右）向纽约证交所董事会临时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里德（中）、国寿上市案的全球联席协调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代表朱云来（右）朱云来英文名为Levin，今年48岁，44岁时还尚未结婚，烟不离手，喜欢穿白衬衣和蓝西装，非常朴素。朱云来的低调工作习惯也反映在他的外表上，他的同事们一个个西装革履，小朱则叼着雪茄，穿着便服，像一位退休人员。
朱云来非常厌恶利用父亲的影响做生意。他一直很刻意避免外界的注意，例如当下属有事约见，他一般会约在下班后，或者是在办公室以外见面。他的办公室也很简单，没有和他父亲的照片。在中金推出的5周年纪念刊物中，朱云来也是唯一没有刊出照片的高层。
入选亚洲最具影响力商界领袖
去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选出“亚洲最具影响力商界领袖”，共有6名中国内地企业家入选，人数超过了韩国、日本、印度和中国香港。名列第15位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朱云来，他是中国唯一的国际投资银行总裁。
《财富》杂志是这样介绍朱云来的：没有人能像朱云来那样，横跨环球金融界和中国的go-vern-ment主导的经济体。朱云来是中国唯一的国际级投资银行中金公司的主管，他有芝加哥DePaul大学的会计学学位，曾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任职，被认为是一位能干而勤奋的交易人。
中金公司(摩根士丹利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合资企业)在他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发行股票的核心经纪人。2003年，中金公司依靠两笔大单——中国人寿和人保财险的IPO——在全球IPO承销商中位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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