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9日星期四

李辉:揭秘“国学大师”文怀沙的荒诞人生

 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

文怀沙
三个疑点

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

在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事实果真如此吗?

1910年出生,还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2.约1953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3.1963年底入狱劳教至1980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当年社会,尚无六十岁退休之忧,似不必把年龄说小。与如今的讲述相比,当年相对严谨的档案记录无疑更为可信。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88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

突出的一个光环: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

据查,1934年秋天,67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但在1963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1921年,1936年才15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见过?

另有一个光环:相关年表写到,1928年18岁的文怀沙,“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后任上海剧专教授”。按1921年出生计算,这一年他才7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身担此任。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12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一九三八年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17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思路敏捷,皮肤滑润,已相当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说一轮十二年。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如果仅仅限于自家庭院,别说虚增十二岁,就是自称二百岁、五百岁,也是个人之事,不必较真。但是,如果以“百岁”之假,行大做商业广告之实,对消费者无疑有误导和欺骗之嫌。一旦进入文化史范畴,人际交往与学术轨迹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细加订正,予以澄清。

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

关于其入狱原因,一篇报道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另有一处报道称:“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史实。

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与激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说过,他对在“反右”中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作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在1957年批判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现得非常积极,慷慨激昂。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他这是拿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结婚说事。当时把我们气死了。”(2009年2月10日与李辉的谈话)

其次,所谓“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

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1963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90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这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异,取其中之一如下: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梁效”这个名字,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帮“四人帮”说话、发表言论、攻击对手的写作班子,正好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怀沙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西北,希望儿子能够在绝境之中服个软。文怀沙那时正在生病,躺在炕上,望着母亲蓬乱的头发、消瘦的面容,心中万分难过,但他还是说:“妈妈,我不能写啊,我不能违心啊。”母亲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叮嘱儿子别往枪口上撞。当时文老满怀心酸地点了点头,但没过多久,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故事实在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这一“英雄”般的吟诗行动,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我赞同徐先生的判断。

层累历史固然可以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

一个人是否为国学大师或文史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不必过于较真。的确,所谓“大师”,自八十年代原轻工部在评选工艺美术师时将名称定为“工艺大师”的头衔后,“大师”的含义已有所演变,早已失去神圣感,诚如王谢堂前燕飞入百姓家一般。此乃皆大欢喜、各取所需的好事。文怀沙或自诩、或被人封为“国学大师”、“新中国屈原学开创者”、“楚辞泰斗”。是否如此,学界自有行家界定,不必由我外行者评说。何况,寻遍图书馆和网上旧书店,难见一本他的学术专著,故只好放弃研究他的学问的念头。

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作家、学者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当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安排编辑部同人各选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马列主义指导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这些名著包括《红楼梦》(汪敬之校注)、《水浒传》(张友鸾校注)、《三国演义》(顾学颉校注)、《西游记》(黄肃秋校注)、《李白诗选》(舒芜编选校注)、《陆游诗选》(李易协助游国恩先生编选校注)等,文怀沙负责校注的是《屈原集》。

舒芜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文著《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红尘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纠”、聂绀弩、江青》,其中写道:

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批评。

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译》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谈,均依据史实,且有当年黑白文字为证,当不谬也。

最近,我请汤序波先生编选其祖父汤炳正的书信集以备出版。汤炳正先生是真正“私淑太炎”的弟子,他的通信集中,即有写给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汤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楚辞专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先生1988年在致汤序波的信中,这样提到文怀沙:“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

汤先生所言,与舒芜、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帮助我们解开疑窦。

如今,口述实录盛行于各媒体报道及出版物,为历史研究、传记写作等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但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同样让人感到忧虑。在此情形下,人们特别是媒体中人特别需要认真甄别,严肃对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编造并以此混淆视听。

于是,草就此文,求教于文怀沙先生,求教于读者和各媒体同仁。并希望抛砖引玉,使时间脉络渐趋清晰,历史尽可能接近于真相。

完稿于2009年2月12日,北京 (本文来源:人民网 )

没有评论: